李义平谈公平与效率　

　　经济学教授李义平在西安交通大学ＥＭＢＡ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选择的问题。

　　李义平认为，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必然就把效率放在了前面。 原因在于：

　　１．在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在充分地发挥着作用。我们把市场经济的全部魅力，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来自竞争的繁荣。激烈的竞争要求每个企业都必须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不如此就会破产。

　　２．市场经济是通过“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马太效应”有着其逻辑必然。于是我们看到人和钱都纷纷流向能挣钱的地方，因为配置到能挣钱的地方更有效率。

　　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配置资源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层面上纯粹讲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宏观调控，而本来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也主要解决的是经济本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公平分配的问题。纵观波澜壮阔的的市场经济史，其魅力之真谛就在于效率第一，她所需要的只是机会均等，或者是起点公平。

　　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把分配上不宜差距过大的所谓公平放在第一位的。自然经济推崇“不患寡、而患不均”，当然强调“平均”式的公平了。计划经济强调兄弟姐妹的大家庭，强调全国一盘棋，且在体制上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别，当政府用“计划”的手段来安排资源分配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公平”，是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如果照顾不到，或者自认为吃了亏的部门、行业、群体都会喊叫，进而争取到大体“公平”的利益。于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再于是，则整个体制效率低下。

　　李义平接着分析，经济的迅速发展会迅速打破原有的均衡，是一个由原有的均衡到新的均衡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易引发讨论的问题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且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来的人常常怀念昔日的公平。然而，经济要发展，必须有“落差”，没有落差就没有冲力。虽然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没有落差，但却不能落差太大，要有一个适当的“度”，即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促进社会稳定——因为稳定同样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赋予了转轨型体制宏观调控以特殊的任务。

　　李义平的结论是，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势，一个时期更多地强调效率，一个时期更多地强调公平，“走钢丝”式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走钢丝”的必然性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在西安交通大学EMBA论坛上就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发表演讲，在讲到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时，他认为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的问题首先并不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选择的问题。
    李义平认为，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必然就把效率放在了前面。原因在于：
    第一、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在充分地发挥着作用。市场经济的全部魅力，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来自竞争的繁荣。激烈的竞争要求每个企业都必须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不如此就会破产。
    第二、市场经济是通过“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马太效应”有着其逻辑必然。于是我们看到人和钱都纷纷流向能挣钱的地方，因为要素配置到能挣钱的地方更有效率。
    第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配置资源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层面上纯粹讲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宏观调控，而本来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也主要解决是经济本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公平分配的问题。纵观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史，其真谛就在于效率第一，她所需要的只是机会均等，或者是起点公平。
    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把分配上不宜差距过大的公平放在第一位的。自然经济推崇“不患寡、而患不均”，当然强调平均式的公平了，计划经济强调兄弟姐妹的大家庭，强调全国一盘棋，且在体制上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别，当政府用“计划”的手段来安排资源分配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公平”，是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如果照顾不到，自认为吃了亏的部门、行业、群体都会行动起来，进而争取到大体“公平”的利益。于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整个体制效率低下。
    李义平教授接着分析到，经济的迅速发展会打破原有的均衡，这是一个由原有的均衡向新的均衡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易引发讨论的问题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且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来的人常常怀念昔日的公平。然而，经济要发展，必须有“落差”，没有落差就没有冲力。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虽然不可能没有落差，却不能落差太大，要有一个适当的“度”，即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促进社会稳定——因为稳定同样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赋予了转轨型体制的宏观调控以特殊的任务。
    李义平的结论是，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势，一个时期更多地强调效率，一个时期更多地强调公平，“走钢丝”式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李义平民营经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gdp的贡献总体来说是高质量的，而地方政府与像民营企业这样真正的市场主体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一个追求盈利，一个追求职位的升迁。追求的不同加上产权约束的不同，导致了行为模式的不同。  

　　　　　　　　　　　　阳光财富意味着更多责任

“阳光财富是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对阳光财富的推崇与尊敬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提及正在热烈举办的２００５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评选活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这样认为。

    作为北京大学首位经济学博士后，李义平从事经济领域的教学研究已有十余年，他这样理解阳光财富：“所谓阳光财富，就是从阳光下取得、可以拿到阳光下公开、积极回报社会的财富。具体说，是在一个社会法律、制度都允许的条件下，企业或个人通过自身生产、提供的高质量产品或服务所获取的回报；在获取财富过程中，这些企业和个人要为消费者提供应有服务，承担提供就业、按章纳税、维护公共环境、诚信守法等应有社会责任，为合作伙伴提供商业信用，为社会及国家整体财富的增加积极努力。”

    李义平认为阳光财富有三大特点，即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获取，承担最多社会责任，是所有追求财富人的义务。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获取的财富 　

    中国传统价值观对财富的最直观阐释是两个词：“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在“斗私批修”的历史时期，财富一度成为不可饶恕的大恶。“但那是一个特定时代，一旦步入市场经济，财富应当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在对阳光财富的追求中使自己富裕，使社会富裕，使企业壮大，使经济发展。”李义平说。

    李义平认为，人们应当把阳光财富与非阳光财富即其获得过程不光明、有严重违法、寻租行为的“财富”区别开来。非阳光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掠夺，是必须反对的，阳光财富则应该被倡导。

    “因此，阳光财富首先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而不是按照权力分配取得。”李义平指出，这些通过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财富必须具备遵循符合一切法律、制度要求，必须具有市场经济自然运行的特征，必须是获取来源合法、获取过程透明、获取结果公开的，“其中根本前提就是要使权力受到全面、有效的监督与制衡”。

　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财富 　

    在常人眼中，富翁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捐献、捐赠或从事慈善事业。但李义平认为，作为阳光财富拥有者的社会责任首先是为社会、为国家创造财富，给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为他们提供追求阳光财富的机会。

    “中国的强大，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整个国家阳光财富的极大丰富。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通过市场经济推动工农业生产产业化，促进服务业大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个目标的实践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大批财富创造中最强大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即企业家群体。”

    阳光财富的第二大社会责任在于它极强的社会引导作用。李义平指出，民营企业家们在为自己和社会创造阳光财富的时候，其日益频繁和规模日渐扩大的经济活动，也必然会对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财富观、价值观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阳光财富的理念，有助于鼓励国人在阳光下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让财富的阳光惠泽全社会。

    商业榜样力量是阳光财富应承担的又一社会责任。“每年的福布斯、胡润富豪榜中的许多富豪却在‘百强纳税榜’上隐身，有些人甚至有为富不仁行为，在社会上产生很坏影响，导致整个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李义平说，阳光财富的来源合法、使用透明、纳税数额同步等特征，有利于人们消除这些心理，为其他企业或者富翁树立商业榜样。

    “当然，阳光财富的社会责任肯定也包括了积极回报社会、积极从事慈善事业等方面。总而言之，阳光财富是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的财富。”李义平说。

    追求阳光财富是所有追求财富人的义务     

    １９９７年，胡润推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排行榜，将中国富豪们的财产大曝于天下，也让中国百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财富冲击波。一时间，对于财富的评论、质疑铺天盖地。     

    “尽管拥有百万、千万家产，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更多的只是个梦想，”李义平指出，追求阳光财富是每个人的权利，并非少数人的特权，追求财富的每个人都有追求阳光财富的义务。“中国的富强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集聚大量阳光财富，每个公民都有责任积极追求、努力创造。个人拥有阳光财富，就意味着对社会的积极贡献，拥有阳光财富量越大，贡献就越大。”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法制之道、市场之规。在中国日益走向开放的今天，“财富”是国人不再掩饰的平实的渴求，“财富涌流”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色。阳光财富理念的流行，让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财富，但是只有拥有合法所得的阳光财富、勇于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才是成功的标志，更能得到社会的尊敬。